敬业中学,看上海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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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是上海著名的商圈,在上海享有城市副中心、商业中心、商务副中心和公共活动中心四大中心招牌,来上海旅游的大部分游客,都知道要去徐家汇逛一逛看一看,可具体怎么逛怎么看,就五花八门了。最简单的是到徐家汇地铁站附近的美罗城、汇金百货、港汇恒隆、六百去shopping,到热闹的天钥桥路逛逛小店吃个饭;或是到徐家汇公园漫步休息,看看黑天鹅;深度一点去衡山路上走一走,欣赏梧桐树掩映下的异国建筑,再就是去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等地方,观赏徐家汇天主教历史建筑群,感概一下徐家汇的百年变迁……

本文来源笑傲酱油历史网

东西君子之会:耶稣会与东林党

早在明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以丁艰回上海守制,有一位叫作郭居静的意大利传教土也与徐光启一起,他就在上海城里安仁街的原潘氏“世春堂”旧址建了一座天主堂,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个天主堂。

与陆家嘴之名类似,徐家汇名字的得来,既与地理位置有关,又与历史名人颇有渊源,这一名人就是被称为历史上上海籍人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徐光启。而徐家汇旧时地处法华泾、肇嘉浜和蒲汇塘三水相汇之地,故称作“汇”。徐光启去世后葬在这里,后来,他的子孙居住在此,逐渐形成聚落,就叫“徐家汇”。

明末清初,一批欧洲传教士不畏艰辛,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都与欧洲不同。传教士要对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传教,困难是很多的。利玛窦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争取士大夫直到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

耶稣会士到中国后,他们与“东林党”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结合是道德层面的,而非信仰层面。万历二十三年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的东林讲学。无锡东林书院是宋代杨龟山的讲学遗址。经十年讲学,各方官绅纷纷来此聚会,成为规模,于是重修东林书院。书院在学术上尊程朱,反陆王,用“白鹿洞学规定法程。……阐提性善之旨,以辟阳明子天道证道之失。”但其实书院的宗旨在议政不在论学。黄宗羲《明儒学案·顾宪成》说:“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参加东林议政的很多是进士翰林,在中央和地方有盘根错节的势力,他们的舆论构成一股民间政治力量。

到了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由于中央政府对是否留用外籍钦天监官员问题上发生冲突,清廷宣布天主教为“邪教”,取缔天主教,并没收全国天主教教产,上海的天主教堂被充公了。到了乾隆十三年上海道翁藻和上海知县王就倡议把老天主堂的部分房基建立申江书院,作为“举贡生童,月课文会之所”,这是上海建立最早的书院之一。到了乾隆三十五年,经扩建后的申江书院又改名为“敬业书院”,“敬业”一词出自《礼记》中“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大致意思是:读书一年后,应该懂得经和志的区分,三年以后应该热爱和善于读书了。过了一百年后,到了道光二十六年,清廷被迫承认天主教的合法地位,法国天主教会就提出收回被没收的教产,同治元年老天主堂被教会收回,敬业书院就迁出天主堂搬到原来的文庙,就是今学院路聚奎街一带,上海的秀才考试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清末,清廷逐步分段宣布教育制度改革,1902年敬业书院改组为敬业学堂,1913年又改组为上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23年增设中学,名为上海县立初级中学;1929年又增设高中普通科和师范课,成为全日制中学。

徐家汇在清代中叶,仍是人烟稀少的荒僻地区,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借鸦片战争之机来沪传教,到1847年,天主教江南教区选择徐家汇这个水上交通便捷、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居住地建造耶稣会天主堂、修道院、圣母院、藏书楼等建筑,并创办了上海市第一所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徐家汇从而成为上海的天主教活动中心之一,逐步兴旺起来。

按照这套办法,传教士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进入了宫廷。他们受到崇祯、顺治、康熙等明清两代皇帝的器重和礼遇,与中国学者密切交往,既打开了天主教传播的大门,又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汤若望就是这批传教士中的一个著名人物。

东林的势力在江南和北京。来华耶稣会士主要也经营这两个地区,而且也正是利用儒家士大夫作传教工具。这样,东林党政治运动和天主教传教运动就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了。这方面有历史记录。十七世纪巴尔托利(Bartoli,1608-1685)的一部《耶稣会历史》说: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在东林书院主讲过。神父们对东林党表现出巨大热情,大力称赞东林书院的道德标准。同时,“书院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友好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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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法租界向徐家汇扩展,抗战后,租界成为各地富商豪绅的“避难所”,于是衡山路、天平路一带,一批高级住宅、公寓和新式里弄连片建成,同时许多难民也涌入徐家汇教堂区避难谋生。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科隆,原名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他在来华之前,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1619年到达澳门,1622年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国生活了47年。

东林党和天主教关系密切的说法可以得到中文资料的证明。
邹元标为东林讲学的健将,与顾宪成、赵南星并称为“三君”。他与耶稣会士早有交往,利玛窦托郭居静携书信去见他,谈得很好,并按规矩还信给利玛窦,明确地引他们为思想盟友。其《愿学集·答西国利玛窦》曰:

如从申江书院算起,敬业中学已足足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是上海资格最老的学校,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很重视“敬业”的建设,特地拨出文庙路200号的原文庙的祭田一芹圃(后来曾建为上海市立动物园),以及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被炸毁的民立中学校址建为敬业中学校址。是上海重点中学。

解放后,徐家汇从上海西南郊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商业区,经过多次整治、改建和提高,发展成为大型的商业、文化活动中心。在徐家汇穿梭,咫尺之间,大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筑物比邻而立,所以说这里是了解上海历史、当代和未来的一个窗口。

明朝末年,入华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中国士大夫徐光启等人对此进行了学习和研究,采用西洋新法推算,效果极佳。因此,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聘用传教士协助修订历法。崇祯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在北京宣武门内开设了历局,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等人均进入历局工作。崇祯三年,邓玉函去世。在徐光启的推荐之下,汤若望离开陕西来到北京,进入历局任职。在历局,汤若望与徐光启、罗雅谷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的天文学著作,制造天文仪器,修订历书。

得接郭仰老,已出望外,又得门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岛而见异人也。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门下取《易经》读之,干即曰统天,彼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门下以为然否。

(树人摘自《新华网》)

蒲西路158号徐家汇天主教堂

不久,明朝灭亡,崇祯皇帝自杀,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汤若望留在北京。清兵入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介绍。

邹元标在天启初年还京,与冯从吾一起创办了首善书院,相当于是东林书院的北京分院。时人记为:


清朝大学士范文程对此极为重视。他深知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以范文程为媒介,汤若望得以进入清朝宫廷,修订历法。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他们不仅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而且任命汤若望执掌钦天监,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

首善书院,明天启二年建,在宣武门内,为总宪邹公元标、冯公从吾讲学之所。京师首善之地,道宫梵宇,鸱吻相望,而独无学者敬业乐群之所。邹公以总宪,冯公以宪起,同至京,各道御使构书院一所于宣武门内东墙下。两先生朝退公余,不通宾客,不赴宴会,辄入书院讲学。绅衿有志于学者,环而静听,或间出问难,无不畅其怀来。一时转相传说,咸知顾名义,重廉耻,士风为之稍变。

徐家汇天主教堂又叫圣依纳爵堂、上海主教座堂,是中国著名的天主教堂,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代建筑,现为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座堂。徐家汇天主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宣统二年(1910年)告成,是上海最大的天主堂。在中国的天主教历史上徐家汇天主堂是有过重要地位的,它是上海天主教的中心。1980年重修,占地面积2670平方米,建筑面积6670平方米,可容纳2500人。

从此,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内迤东顺城街,用五百两购置房地产,建“南堂”,首善书院就在隔壁。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等京官经常到教堂去。当时东林党把首善书院建在宣武门内东街,恐非偶然。

徐家汇大教堂由法国建筑师陶特凡设计,砖木结构,是典型的法国中世纪哥特式建筑,有“远东第一大教堂”之称。它的平面呈“T”字形布局,教堂大门朝东,整幢建筑高五层。正门有浮雕圣像。两侧顶部是哥特式钟楼,淡紫灰色的尖顶高达60米,直插云霄。堂身正中是盘型浮雕,远看极像罗马钟表的形状,堂身上也有一十字架。教堂外墙用红砖砌筑,花岗石镶边,屋顶铺设石墨瓦,饰以许多圣子、天主的石雕,墙基勒脚部分用青石。

汤若望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和对皇帝的忠心,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了执掌钦天监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

首善书院碑文是叶向高撰,董其昌书。其中提到:“书院在大时雍坊十四铺,贸易自民间,为资一百八十两,皆五厅十三道所输。经纪其事者,司务吕君克孝,御使周君宗建。以天启二年月日开讲。”徐光启对首善书院很熟悉。书院废除后,他“请改为西洋历局,后屡请复,不报”。崇祯二年被允准。书院是用南方民间捐来的钱买的,徐光启参与财产的善后处理,可能是他们有产权在其中。到清代时,首善书院成为“南堂”的一部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故明首善书院,今为西洋天主堂矣。”这又说明教会与书院关系之深。

室内大方砖铺地,顶脊尖拱状,脊髙25米。堂内有苏州产金山石雕凿的64根植柱,每根又有10根金山石小圆柱拼合而成。中间走道用花磁砖铺筑。教堂的门窗都是哥特尖拱式,装饰彩绘玻璃,镶成图案和神像。

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1651―1657)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倍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一种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天启、崇祯年间,首辅沈一贯、叶向高、韩
偏向天主教,徐光启被起用负责治历和防边,许多天主教徒被重用,像王征、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西学集团和东林党在许多方面并不相同。“东林讲学,遥执朝政”。而入教者通常都不像东林党那样富有政治激情,而是靠翻译和钻研科学立身,对西学本身更感兴趣。西学集团与东林党在精神上确实有相通之处,在利益上也是联系的,但这基本上是道义的联盟。谢和耐说:

堂内祭台共有21座。大祭台在堂后部的中央,有耶稣、圣母像,雕刻的精美绝伦,色彩亮丽鲜艳。雕像是1919年在巴黎制作后运回上海的,据说是一位富商遗孀捐赠。内部的顶部回廊,通过独特的网状设计结合空气动力学原理,让至少三层楼高的大厅不用人工清洗高位玻璃而且保证在教堂的任何一个地方用平常声音说话能传到教堂的任何一个角落。大堂两边有小型的祈祷堂。徐家汇大教堂是徐汇地区最有异国风格的建筑,很有代表性,曾享有“远东梵蒂冈”的美誉。

年轻的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爷爷。),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他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就登门亲访达24次之多。汤若望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使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汤若望的进谏和建议很多,对顺治帝的帮助很大。

东林党,笼统的讲是整个东林运动,和传教士接近是因为尊重同样的伦理道德。大家赞扬的勇敢精神、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严格性,这些既是东林党人所希望的善行,又是优秀基督徒们的行为。但我们还应进一步说,把东林党人与传教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们观点和利益的一致性。他们都与宦官、佛僧及其盟友们为敌。他们对于佛教一直向文人界发展而感到恼火,都反对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的空头哲学讨论,支持与他们有关绅士们的社会责任观相吻合的实用儒家,关心帝国的防务及其财政状况等。东林党人只会感到与传教士们意气相投。

蒲西路166号徐家汇观象台旧址上海气象博物馆**

汤若望竭诚为顺治帝效力,其目的是为了争取顺治帝皈依天主教,或者使顺治帝对教会产生好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一条广阔的道路。因此,汤若望利用一切机会,巧妙地向顺治帝传教布道。他的苦心并非毫无效果。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其影响。而且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所代表的西教西学表现出明显的好感。顺治十年,钦赐“通玄教师”荣称,并发布谕旨,褒奖汤若望。顺治十四年,钦赐于北京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并赐教堂匾额“通玄佳境”。

西学集团和东林党人在道义上相投,但在政治权力的争夺方面,天主教徒并不像东林党那样热衷。天启四年,叶相高、韩
先后被罢去相位,魏忠贤的附党魏广微用同年之谊来拉拢徐光启,任他为礼部右侍郎,徐光启观望事态,明智地没有就任。崇祯二年,阉党被除,徐光启为此觉得不光彩,在《再沥血诚辩明冤诬书》中说清楚这一段历史;“魏广微……秉政之日,数与人言,促臣赴任,而臣年余不至。谓臣不入牢笼。”这事说明徐光启未卷入党争,比较慎重,也说明他和他周围的西学人物与争权夺利的官场若即若离。查继佐《罪惟录·徐光启》说:“时廷臣酷水火,光启中立,不逢党。故此(指用孙元化、王征等人的方案)置之若忘之。独天子知其学主自尽,将之以诚,不任气,特手敕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因为徐光启是基督徒,所以比较超然于党争。崇祯任用徐光启是因为他有历学、水利、农事和制炮的真才实学。他任用的其他西学人物也多半是修历、造炮、练兵的专家,凭技术和专业知识效国。

徐家汇观象台曾被誉为远东气象第一台,这是全国现存独具风貌的资格最老的观象台建筑,其次是德国人建造的青岛观象台,还有竺可桢先生主持建造的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南京北极阁观象台。

然而,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这种影响又极为有限。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汉文化作为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蕴与优越性,以及清朝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必须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等一系列原因,决定了顺治帝最终还是选择了汉文化。就在汤若望受宠最隆之时,顺治帝确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和《御制天主堂碑文》中,顺治帝就说明了他对汤若望加官进级的原因和目的,表明了他对天主教的态度。

天主教徒掌握了“西学”。东林党人对天主教“西学”中的科学技术不感兴趣,但对其道德伦理和热衷。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冯应京被视为东林运动的先驱,通过利玛窦《交友论》、《二十五言》等西方式的道德哲学,坚定了他政治态度,并差最后一步而没有加入教会,成为教徒。相似的情景发生在后来的叶向高、邹元标、张问达、冯琦等东林人物身上。党派斗争需要对敌勇气和内部忠诚,在赠给利玛窦等人的诗文中,东林人物对耶稣会士身上表现出的忠诚、严谨、热心、牺牲给了最多的称赞。这些都是东林党人急需的。东林党人都是忙得没空治学的人,但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哲学来主导全国,基督教神学一度成了他们的参照。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文台,上海的天象观测从此开始从未间断,成为国内连续观测最早的气象台。清光绪五年1879年7月31日,上海遭到强台风袭击,损失巨大,在公董局和外商轮船公司一致要求下,徐家汇观象台开始发布台风警报,成为最早对公众发布台风警报的气象台。至今,上海的台风警报业务已延续110年。而常受台风袭击的日本,在1883年才开始发布台风警报。1882年,观象台在中、西文报纸上发布天气预报。光绪十年在外滩设信号塔,每日定时悬挂气象符号标记,为黄浦江停舶的舰船服务。在被国际天文协会确定为标准计时处后,徐家汇观象台曾2次参加国际经度预测任务,与巴黎、旧金山成为当时世界上3大测量经度的基准点。

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中,顺治帝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充分肯定汤若望的治历之功,明确指出:“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谘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廼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可见,顺治帝之所以对汤若望不吝封赏,主要是因为汤若望在明清易代之时,修订了应天顺时的历书,以此证明清朝乃顺天而治。因此,顺治帝要对汤若望予以重用,加官进级,以表彰他对清王朝的杰出贡献。至于天主教,顺治帝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确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学说,讲求中庸之道。天主教乃西洋宗教,不知其说。

通常,中国的皇帝通过学校、科举、翰林制度,用儒学来建立意识形态,教导民众。“君”与“师”,“政”与“教”合一。明中叶以后,政事荒废,王学解放人心,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人们必须重建权威。东林党在民间争取政治权威,他们还必须确立一种道德权威。整个明末,儒道佛三家的知识分子都在提倡自己的学说。有主张“气节”、“师谊”,有主张“性情”、“赤子之情”,也有主张“实学实干”的,总之这是一个学在民间,诸说并起的时代。具有丰富道德内容的天主教神学受到东林党的注视是很自然的。在叶相高《首善书院记》中就表示书院宗旨在民间砥砺道德精神,而不在学问。他所“讲学者必有素常学问之人,高不知学,何以为辞?……余乃言曰:古之所谓教学,则庠序学校尽之矣。当其时里党之所肄习,师儒之所修明,舍三德六行五伦之外,无他物也。自邹鲁兴,龈龈于洙泗凫绎之区,始言心言性,言道德仁义,而其指归不出于孝弟。”东林书院、首善书院,他们想把学校改造成古代的道德场所。

1900年,气象台重修,便是今天所看到的徐家汇观象台旧址。这是一幢英国风格的3层建筑,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外立面为灰色清水砖墙,圆拱形窗户,红砖窗框。平台和室外楼梯配有古典式宝瓶状栏杆。最具标志性特色的是大楼中央顶端一座砖木结构的测风塔,既实用并表明建筑的功能型,又使建筑造型更富有生动性与标志性。1901年,观象台在佘山顶建立一座新的天文台,扩展其对天文星象、太阳的观测、计算、研究等工作,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佘山观象台。

顺治帝又在碑文中指出:“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
这表明顺治帝认为汤若望的敬教精神可以借用为忠君思想,他希望清朝官员以汤若望为榜样,忠君尽职。这也正是他表彰汤若望的目的所在。(历史频道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2009年11月3日标题为《汤若望何以受宠》文章,以飨读者。)

在《三山论学记》中,艾儒略和叶向高等谈及西方政教体系,讲教会和国家分权:“我欧罗巴人国主之外,盖有教化主,其职专以诱。国主传子,教化主传贤。国主为君,教化主为师。若然,则二柄难于兼合。即泰西亦虑之矣。”讨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当时东林党人最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他们就基督教本质向耶稣会士广泛咨询,以期对西方经验有所借鉴。“文忠所疑难十数端,多吾辈意中喀喀欲吐之语,泰西氏亦迎机解之”。文艺复兴以后,西欧还没有完成彻底的“政教分离”,但“政教两立”、“信仰自由”的雏形已具,意大利、法国、德国都已出现民间文化的趋势。东林党人对此现象感兴趣,说明他们的意识中复活了像古代儒家那样担当民间道德权威的野心。“国主传子,教化主传贤”、“君”与“师”分,“传子”与“传贤”的说法很符合明儒“道统”与“政统”相分的理论。东林时代把西方学说理想化,盖有其由。

徐家汇观象台见证了中国近代气象史的发展,是上海的近代科学文化遗产。2014年,徐家汇观象台旧址作为徐家汇天主教历史建筑群的一部分,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东林党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天主教有关系。《先拨志始》录有“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是一份由阉党拟定的黑名单,其中就有“天魁星及时雨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赵南星”、“天微星九纹龙韩
”、“天伤星武行者邹元标”、“地强星锦毛虎冯从吾”、“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地然星混世魔王熊明遇”等,他们都有与天主教交往的明确记录。

2016年,上海气象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每周六上午10点和下午2:30可预约免费参观,每场预约人数最多25人。博物馆占据了观象台二楼到三楼一层半的空间,在这里您可以通过文物资料更详细地了解到上海气象发展的百年变迁。

漕溪北路80号徐家汇藏书楼**

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曾是天主教藏书楼,又叫汇堂石室,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也是我国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缩影。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是上海历史文化的象征之一,是广大市民,尤其是文化人钟爱、钟情的建筑。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建修书室,收藏中西书籍,供天主教传教士藏书与阅览用。1860年和1897年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层藏书楼。北楼藏经楼建于1897年,又叫“大书房”,砖木结构两层,白色墙面,红色双坡屋顶,外立面有欧式壁柱百叶窗,建筑风格融合了中西文化内涵,一楼中文书库仿明代宁波天一阁藏书楼,二楼西文书库布局则仿罗马梵蒂冈教廷藏书楼式样,书架落地到顶,中部设有腰廊,供上下取书。北楼南面的南楼神甫楼始建于1867年,曾是耶稣会传教士的饮食起居之所,1931年经过较大改造,为四层坡顶的外廊式建筑,砖木混合结构。

1955年以前,这里为神学院专用。1957年徐家汇藏书楼并入上海图书馆,现收藏以1949年前出版的外文图书、报刊为主,包括原亚洲文会图书馆、租界工部局洋文书院等图书馆藏书,近年又购入罗氏藏书,堪为西文汉学古籍收藏重馆。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宗教等各种学科。其中,1800年前出版的西文珍本典籍、旧日文文献、天主教神学资料、汉学资料等藏书较有特色。

以前,普通百姓想走进徐家汇藏书楼,简直是登天难事。藏书楼划入上海图书馆之后,也不是完全对外开放的,来阅览的人要凭单位介绍信。2003年,藏书楼对社会公众开放,现在,办一张上海图书馆的阅览证或联名卡,就可以在这里安静的看书,在浓浓的书香中远离浮躁。

漕溪北路201号上海老站餐馆原徐家汇圣母院旧址

徐家汇圣母院为拯亡会和献堂会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院附近所办的修道院及其附属机构的总称。圣母院最初由耶稣会传教士薛孔昭发起,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青浦横塘建立,参与者为一批当时在家协助传教的贞女,同治三年(1864年)迁到徐家汇附近的王家堂。

同治六年1867年,郎怀仁主教邀请法国拯亡会修女来上海,请她们培育新创立的献堂会贞女。第二年,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院河浜对面建造拯亡会、献堂会住院及女校校舍、宿舍,取名徐家汇圣母院,当时共有14幢建筑,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圣母院所在地与耶稣会总院及天主堂相隔一条漕溪,教区还造了桥梁称圣母院桥。圣母院是徐家汇及周边地区女教徒宗教生活的中心场所,还办有各种类型的学堂、幼稚园、育婴堂及女工作坊等,其中的聋哑学堂是上海最早开办的残疾人学校。

圣母院的建筑如今多已不存,漕溪北路201号旧址是原圣母院仅存的主体部分,富有浓郁的宗教建筑色彩。小楼建于1929年,欧式风格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白色水泥砂浆墙面,狭长木制百叶窗,立面设壁柱,西山墙顶部有小穹顶塔楼。内层装有彩色花格玻璃,底层地面仍保留着当年铺设的花砖;二楼礼拜堂是罗马风格,内部保留着教堂式的穹顶。该建筑为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和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这里为上海老站餐馆租赁使用,花园内的两列列车包厢,一辆由德国汉诺威车辆厂于1899年制造;另一辆由俄国叶卡捷琳车辆厂于1919年制造,是昔日宋庆龄及慈禧太后的个人专列车厢。

虹桥路68号徐汇公学旧址现徐汇中学**

历史悠久的徐汇中学,前身是创办于清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徐汇公学,由天主教传教士南格禄创办,是徐家汇天主堂的教会学校,因为徐家汇天主堂叫圣依纳爵堂就叫圣依纳爵公学,这是天主教在上海开办最早的洋学堂,是中国最早按西洋办学模式设立的学校之一,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可以说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教育体制,学科设置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徐家汇公学的创立在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被称为中国”西洋办学第一校”。

学校教室初期是几间茅屋,1878年建造了1座3层的校舍。1918年建成第二座校舍,称新校舍,这便是徐汇中学最有名的建筑——崇思楼。大楼建筑平面为“山”字形,外立面为砖石结构,红白相间,内部以木结构为主。假四层屋面上设置老虎天窗,立面用壁柱、腰线和拱券装饰,线条繁复,是早期法国文艺复兴建筑风格。崇思楼的中央部分为小礼堂,两侧各有九根高达楼顶的古希腊科林斯式立柱。

民国以后,按中国新学制分为中学和小学,1930年增设高中部。1932年改名为上海市私立徐汇中学,仍由天主教会主办;1953年改为公立学校,更名为上海市徐汇中学。

南丹路17号徐光启纪念馆**

徐家汇因西学东渐第一人徐光启得名。徐光启,上海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里。徐光启青年时期曾到广东、广西等地教书,1597年考中举人,后考中进士。曾出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六年去世,崇祯十四年1641年归葬徐家汇。

徐光启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精晓农学,译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农政全书》等书,是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如数学、农田水利、测量等,特别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近代科学先驱者。他还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历史上上海籍人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2003年,徐汇区在修缮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徐光启墓时,将移建于光启公园内的明代民居建筑“南春华堂”建为徐光启纪念馆,2005年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馆分为照壁、碑廊,厢房、厅堂等部分,展出了徐光启家书手稿、明代上海“平露堂”刻本的《农政全书》、清刻本的《几何原本》、最早传入中国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及20世纪初上海土山湾画馆所作、现收藏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的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4幅人物水彩画像等一批珍贵资料。

南丹路40号徐家汇大修道院**

徐家汇大修道院坐落在徐汇区政府大院内,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楼高四层,底楼原是徐汇区检察院办公地,现在是对外开放的徐汇区展示厅。二楼至四楼是徐汇区政协和区人大常委会的办公用地,徐汇区政府大院因而成为上海首个对市民开放的政府大院。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秀芳在佘山附近的张朴桥开办修道院,作为天主教在江南地区培养神职人员的教育机构,这是天主教会在中国大陆创办的第一家修道院。后几经迁移,清光绪三年1877年从董家渡迁至徐家汇,随即分为大、小修院两部分,小修院仍留在董家渡,徐家汇的部分则是读哲学和神学的大修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幢白色建筑建成于1929年,2016年经徐汇区政府修缮。大楼是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砖混结构,立面对称分段,哥特式外窗,两侧古典式山花烘托着中央精美高大的巴洛克式山花。

1999年,大修道院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2014年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归入徐家汇天主教历史建筑群。

蒲汇塘路55-1号土山湾博物馆**

在老上海的地图上,徐家汇南端坐落着一块被世人俗称为“土家湾”的区域,这里是肇家浜河湾所在,因疏浚河道,堆土成“山”而得名。清同治三年(1864年),上海耶稣会在此建立土山湾孤儿院,至1960年结束,历时近百年。土山湾是中国西洋画的摇篮,造就了一代代艺术名家,是近代上海工艺和海派文化的渊源,创造了中国工艺史上的诸多第一。

土山湾博物馆由土山湾旧址的三层红楼底层和幕墙玻璃大厅两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1226平方米,陈列面积900多平方米,分牌楼厅、徐家汇厅、土山湾厅和传承影响厅四大主题展厅。展品不仅有世界雕塑大师张充仁、海派黄杨木雕创始人徐宝庆等弥足珍贵的艺术菁华,更有参加过世博会历经沧桑、荣归故里的土山湾牌楼、木塔、水彩画等文化瑰宝。形式丰富多样的展品再现了土山湾这段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历史,展示了土山湾文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影响和历史地位。

华山路1954号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原南洋公学旧址金沙网站 ,**

位于徐家汇的交大徐汇校区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百年老校区,开在华山路上的大门相当有中国古典特色,它是1935年由交大校友集资,在建校最初的木质牌楼老校门基础上改建而成:一座仿古京城宫门式的建筑,绿瓦红墙,门口还有一对石狮,显得十分庄严而威仪!曾经,校园四面环河,因此在牌楼校门前还建有一座汉白玉的金丝桥,后来华山路扩建,河道填平,如今只留下了一对校门桥栏杆和灯柱,仿佛在讲述着这座跨越了三个世纪的百年老校区,那往昔的岁月印迹!

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享誉海内外的高等学府之一,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上海莘莘学子们向往的地方,它的前身是创建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创始人是中国第一代从事洋务的实业家、洋务派领袖之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的盛宣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中西学堂,后改名北洋大学堂,即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又建立南洋公学,取名南洋,是因为清代长江口以北称“北洋”,以南则称“南洋”。往后的十年间,盛宣怀一直任南洋公学督办,是公学校务的最高决策者、最高主管人。南洋公学设立有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四院。外院即小学堂,1897年首先设立的师范院和外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和公立小学。中院即二等学堂,就是中学,上院则是头等学堂,即大学。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

1921年,学校与唐山工专、北京邮电学校、铁路管理学校合并组建交通大学,分设上海、北京、唐山交通大学三校。1942年抗战期间,上海交大迁往重庆。1945年迁回上海原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交大列为多学科的工科大学。1959年部分院系内迁西安,成立西安交通大学。

南洋公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科学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专家,著名的有江泽民,以及陆定一、丁关根、汪道涵、钱学森、邹韬奋、茅以升、蔡锷、黄炎培等。当时交通大学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钱学森毕业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时,发现许多课程与在交通大学学习的完全一样,要求免修得到批准。茅以升毕业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因为极为出色,该校后来决定从此对交通大学的留学生免试入学,后来茅以升成为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

徐汇校区校园内的图书馆和中院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中院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平面结构呈“凹”字形,中央留有天井,外墙采用青红砖镶砌。门窗用柔和的弧拱,外围有贯通四周的走廊,是英国式样的3层砖木结构外廊式楼房。该楼中西合壁,质料典雅。著名校友凌鸿勋、陆定一等曾在此楼住过。2003年改作董浩云航运博物馆。与中院同一年修建的还有上院,但原建筑已不存在,现在原址上建成的是“新上院”。

图书馆建于1919年,平面呈“山”字形,外墙用青红砖镶砌,立面装饰繁复,也是弧拱窗樘。进门的地方是大平台,顶上是二楼的阳台,围上水泥材料的花栏杆。另外还有文治楼、体育馆、容闳堂、折信书斋、哲生馆等建筑,全都是中西结合的风格,但只有图书馆保存完好。

衡山路

衡山路是连接徐家汇和淮海路两大繁华区域间的一条交通主干道,曾是上海最负盛名的休闲娱乐一条街。衡山路始建于1892年,原属于法租界里的高档住宅区,由法国公董局修筑,全长2.3公里,以当时的法国政界红人——在一次大战期间成为法国英雄的菲利普·贝当命名,1943年更名为衡山路。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众多文化名家、达官显贵在这里居住的老洋房就有近2000多栋,道路两旁繁茂的法国梧桐和林荫中,国际礼拜堂、百代公司小红楼、林巧稚旧居……一幢幢风格各异的神秘老洋房,为衡山路增添了浓厚的异国风情和文化气息。曾经的衡山路,有着“东方香榭丽舍大道”之称,它是上海最繁华的酒吧街,每到夜晚,沿街林立的酒吧灯红酒绿,成为鉴证夜上海魅力风情的首选之地。如今的衡山路,又增添了文艺的新气息,衡山坊、永平里等时尚新街区,以开放的公共休闲空间的形式,既保留了衡山路老建筑的风情,又融汇了时尚的各国风味餐饮、种类繁多的休闲吧坊、娱乐健身、书店画廊……衡山路,依然不失为上海一条时尚的经典休闲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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