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书法,七剑下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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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自称老庄之徒,有朱衣道人、徐渭传人之称,是明清之际著名书法家、医学家、思想家,被誉为“清初六大师”之一、也有着“医圣”之称。傅山继承、发展了道家学派思想,崇尚老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等观点,他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在哲学、医学、诗歌、书法、绘画、佛学等方面都很有建树,代表作有《霜红龛集》《傅青主女科》等。人物生平
明末清初之际,地处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阳曲县,出了一位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的著名道家人物。他的事迹生平,不见于正史记载,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廖廖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炳于后。他就是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耿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教伊斯兰天主教经典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崇祯十六年,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未几,李自成起义军进发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不久,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因身着红色道袍,遂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康熙二年,参加南明政权的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同志,自此过从甚密。他们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又在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京返并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傅山书法
他的书法初学赵孟頫、董其昌,几乎可以乱真。他的《上兰五龙洞场圃记》为崇祯十四年作,与宋人风范毫无二致。宋代文人喜欢用生辟的字眼和典故,傅山也是如此。他学富五车,积学深厚,又颇具个性,加之书法界有了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和倪元璐等诸名家的影响,傅山的书法更是具有一种奇特的怪味。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对颜真卿的人品书品推崇备至,简直是五体投地。他写大字喜用颜体,如《集古梅花诗》,就是写小楷也用颜体,如《逍遥游》。邓散木《临池偶得》中说:“傅山的小楷最精,极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象他的为人”。他的颜体写得非常好,流传至今的颜体大字楹联和榜书多件,皆端庄遒劲,刚健有力。
傅山在书法艺术理论上是有贡献的。他所提出的“四宁四毋”理论极其精辟,对整个艺术范畴有着普遍意义和深远影响。
傅山年轻时学赵,后来完全出于政治思想原因而痛骂赵字,并一再告诫儿孙千万不可学赵字。此时,在深入研究了王书之后,他才又把赵孟頫看作奇异的天才。傅山在医学上的成就
傅山在中医药史上的“大师”级地位。
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辞海·医药卫生分册》在“医学人物”中,收入上自传说中的岐伯、黄帝,下至1975年去世的中医研究院副院长蒲辅周,约5000多年的中国中医药史上,共收中医中药学界重要人物71人,其中山西仅有一人,即傅山。
在“傅青主”条中,释述:“名山,……博涉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提倡‘经子不分’,目的在把诸子和六经列于平等地位。兼工诗文、书画、金石,又通医学。传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书,疑系后人托名之作,但其书流行颇广,有参考价值。”在辞海所收71名中医中药学界的“大家”中,绝大部分是一生专门从事医药的,精通经史或兼工书画的仅七八人。只有宋朝的沈括是政治家、科学家兼医学家,傅山是思想家、道家学者、艺术家而又以医名世的大医学家。傅山他自称“老夫学老庄者也。”,并将其丰富的道家哲学思想运用到医学中。由此可见傅山在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虽以“余力”研究医学,但却称得上是一位“医学大师”,而决非一时一地的“名医”。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傅山的传记收入《哲学》卷中,但同样肯定他“又精医学”。在《哲学》卷中所列中国古今哲学家约为200名,其中除傅山外,其余诸人中讲到精于医学的只有宋代的沈括。人物评价
顾炎武: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此见。
毕亮四:公他高洁,扫除百年芜秽靡蔽,一意孤行,不在龙门之下。

明末清初之际,地处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阳曲县,出了一位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的著名人物。他的事迹生平,不见于正史记载,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廖廖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柄于后。他就是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大同,后徙于忻州,逮至其曾祖傅朝宣移居太原阳曲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O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崇祯十六年,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未几,李自成起义军进发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不久,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土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康熙二年,参加南明政权的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同志,自此过从甚密。他们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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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的名著《七剑下天山》中有位武功精绝、医术高明的傅青主,他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在武林中深孚众望。这位傅青主的原型就是历史上明清之际的仁人志士——傅山。傅山(1607—1684),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于大同,后徙于忻州(今山西忻县),到了曾祖傅朝宣一代时,移居太原阳曲(今太原北郊)西村。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博闻强记。15岁补博士弟子员,20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耿直之臣,任山西提学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为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率领众生员在京城四处印发揭帖,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明朝读书人极高的赞誉,名扬京师。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研读经学;同时代人评价他“学究天人,道兼仙释”,“博极群书,时称学海”。1644甲申年,傅山已经39岁了,他当时正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此时,满族人入关的威胁虽然已到了眼前,但对明朝威胁更大的是已经兵临黄河,准备入晋的李自成农民军。所以,当东阁大学士、曲沃人李建泰号称要以“家财佐军”,并自请提兵督师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请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韩霖为“军前赞画”的时候,傅山立即同意与之会合共谋大事。可是,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傅山刚走到平定,李自成渡黄河的消息就已经传来。农民军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了河津、绛县、曲沃等地。尽管如此,傅山仍然认为只要太原还在,就可以逐步收复汾河以南地区,并且,只要山西河北还在,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证,甚至有收复失地的可能。但是,只想带兵保护自己在曲沃家产的李建泰却令他失望了。李建泰闻听“曲沃已破,家资尽没”后,竟然又惊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刚走到井陉固关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平定,并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此时,傅山的心情极其郁闷,曾经在诗中自比战国时著名的义士“晋鄙”。人称“山右义士”的傅山还未施展抱负,其挽大厦于将倾的幻想就被现实击碎了。事态的发展远比傅山想象的更为严重,腐朽的明朝政府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毫无还手之力。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很快,起义大军又经宁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寿皇亭。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明朝亡了。作为明朝的一名知识分子,傅山心中肯定是天翻地覆的感觉,因为他所坚守的那一整套价值体系已然崩溃,被称为“流贼”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这个世界成了什么世界?他在诗中发出这样的慨叹“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四月,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带着清兵直入山海关,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没几天皇帝的李自成仓皇南下,清摄政王多尔衮宣布定都燕京。“华夏”亡于“夷狄”了。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这年五月,傅山潜回还被起义军占领的太原,把他的母亲和儿子接到了寿阳县一个好友的家中。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清朝的皇帝们虽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从来没有的屈辱和磨难,但毕竟也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了近两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还是要好不少,但那时的人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读书人可不这么想。他们终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环境下生活,亡国尚可接受,但被“异族”而且还是“野蛮的异族”统治却无异于“亡天下”。还有一点,就是“气节”,像洪承畴、吴三桂那样出卖气节的人,无疑是可耻的。傅山此时的心情可以用他的诗来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时。”“仰天看怒云,惊如义旗移。”这年中秋,对于傅山来说,是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他出家为道了。傅山本来便与道士们颇多交往——这种选择的思想根源与古代读书人一贯的自命清高、遁世无为的“隐士梦”是一脉相承的。傅山出家后,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表示决不向清朝屈服。现在更可靠、确切的傅山反清活动的资料已经不好找了,如果从他写的诗来看,他的行踪大致是在盂县、平定、寿阳、祁县和晋源这一带。事实上,他从事的反清活动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阳节,傅山还在盼望有反清义师到来或者有反清起义爆发。读书人要反抗一个政权,谈何容易。傅山有一个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经秘密地收养了一个明朝宗室的后裔,但发现他竟越来越傻,于是感叹朱明王朝的气数已尽,从此就消沉下去。傅山虽然不会这样消极,但一次次行动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大的失望。在那个甲申年将要过去,乙酉年将要来到的时候,傅山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纵说今宵旧岁除,未应除得旧臣荼。摩云即有回阳雁,寄得南枝芳信无”。诗歌交织着对故国的留恋,对复国的希望,当然还有无可名状的忧愁和无法排解的失落。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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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青主的《行草书蒲台诗轴》。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张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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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青主像。资料片

观赏辽博陈展的历代书法名帖,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不免随着那神俊飘逸的传世墨宝,变得立体而真切、逼真而形象,如《七剑下天山》的傅青主。梁羽生的武侠名著《七剑下天山》家喻户晓,书中剑侠傅青主的名号脍炙人口,而历史中的傅青主,其事迹之传奇、形象之高大、世评之完美,较之小说中的傅青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明真国士 耿介纯忠良

傅青主一生重气节,无论在明在清,皆不改本色。傅青主的恩师、明末海内咸知的耿直之臣袁继咸,对他影响颇深。袁继咸在朝为兵部侍郎时,因得罪魏忠贤,遭贬入狱,傅青主联络生员数百名,步行千里入京,于京城四处印发揭帖,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艰难斗争,方使袁继咸平反昭雪。

袁继咸后抗清被俘,至死不降,从容就义。临终前,给自己亦徒亦友的傅青主留下绝命诗,称:“不敢媿友生也!”傅青主闻讯恸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自此,他秉承先师遗训,立志反清复明。

明亡后,傅青主曾与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在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不料中途事泄,他被关押进太原府监狱,惨遭严刑逼供,却不吐一词。一年后,清廷得不到他的任何口供,遂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其释放。

硬的不行,来软的。康熙十七年,清廷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力荐傅青主,被其严词拒绝。随后,官府强令役夫将已年过七旬的傅青主抬入京城,他誓死不入大清门!对康熙赐予他的“内阁中书”名号,拒不接受,被遣返乡,亦不谢恩,自比于元初名士许衡、刘因。

清军入关,改易明服,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暴政策,傅青主为避迫害,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因身着红色道袍,遂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

眼见复明无望,傅青主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在晋祠隐居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怀念先朝的隐晦诗作,如他在云陶洞题写的楹联:日上山红,赤县灵真三剑动;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上联中的“日”与下联中的“月”合璧为明字,“珠明”则暗指朱明王朝。

康熙二十三年,傅青主病逝,享年七十九岁。去世前,他叮嘱后人万不可以清廷强加于他的“内阁中书”身份为其下葬,他要穿上道袍入土,至死不忘保全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气节与品格。

秉承老庄学 率性大宗师

傅青主生于官宦书香之家,其祖上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在这样一个家学渊源的环境下,禀赋超人的傅青主从小便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十五岁就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试高等廪饩,相当于获得国家级奖学金,至中老年更是从心所欲,无所不能。

傅青主除精通史学之外,还兼工儒学、医学、内丹、道教、佛学、诗词、书法、绘画、金石、武术、音韵训诂之学甚至美食等,其涉猎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被时人誉为“学海”

傅青主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后世尊为明末清初“六大儒”
,梁启超称其为“清初六大师”之一。顾炎武在《广师篇》中这样评论傅青主:“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后世对傅青主的评价更是不吝溢美之词:“他开创了一代学术之风,其多方面的成就,都位于同时代之顶峰”。

傅青主尊崇老庄之说,对压抑人性的宋明理学嗤之以鼻,认为“道本不息如川之流”,道家海纳百川,博采诸家之长,而“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因此,为人做事应“率性而为”“顺物自然”“漂然物外”,奴性奴儒要不得。

傅青主劝诫世人,不要对皇权抱有丝毫幻想,忠孝死节不可取。

他写道:“李白对皇帝只如对常人,做官只如做秀才,才成得狂者”。他对《周易·蛊卦·上九》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解释道:“王侯皆真正崇高圣贤,不事乃为高尚。其余所谓王侯,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这在思想禁锢、万民喑哑的时代,皆为震耳发聩之音。

作字先做人“四宁”与“四毋”

傅青主是明末清初造诣杰出的书法家,在青年时代,他就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在《作字示儿孙》中这样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

傅青主的章草、小楷都极为精纯,也涉足篆、隶,尤以行草著名。他对金石文字学的研究怀有极大的热诚,广泛收集、品评金石拓本及其书法文字,这与其提出的学书必通篆、隶的观点有着密切关系。

傅青主的书法初学赵孟頫、董其昌,几乎可以乱真。他的《上兰五龙洞场圃记》为崇祯十四年之作,与宋人风范毫无二致。他写大字喜用颜体,如《集古梅花诗》,就是写小楷也用颜体,如《逍遥游》。他的颜体写得非常好,流传至今的颜体大字楹联和榜书多件,皆端庄遒劲,刚健有力。

傅青主生活在改朝换代的动荡年代,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坚守着大明遗民的气节与独立士人的自由精神,不免现实撞壁,老病贫孤。复国无望,理想破灭,他满腔的悲愤无处诉说,便落笔泄忧,以狂颠的连绵大草,展现着自己精神世界的困闷与绝望。中国现代书法家、篆刻家邓散木在《临池偶得》中说:“傅山的小楷最精,极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像他的为人”。

在傅青主留下的关于书法的诸多言论中,“四宁四毋”之说最为精辟,也最为引人注目,带有强烈的针砭时弊的意味,是其代表性的书法审美观,对中华书法美学有着深远影响,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译作白话文为:作书宁要古拙而不可华巧,应追求一种大巧若拙、含而不露的艺术境界;字可写得丑些,却不要取悦于人、呈奴颜婢膝之态;字宁可写得松散参差,也不能轻佻浮滑;宁信笔直书,也不要描眉画鬓,装饰点缀,有搔首弄姿之嫌。

在此基础上,傅青主进一步提出了“作字先做人”的书学观点,他对一件书法作品的品评,不光看字,更要看人,视其书写者的为人操守而定。在傅青主看来,赵孟頫乃宋室宗亲,却投靠灭宋的蒙元政权,实乃丧失气节,人品不端,因鄙薄其人,故而痛恶其书法浅俗无骨,甚至要求儿孙勿学赵书。而对忠于大唐,为国捐躯的颜真卿,则由人及字,大加褒赞,以效仿颜体为荣。

扶贫救弱圣 悬壶济世医

傅青主医术高明,是继汉代张仲景之后又一为世人公认的“医圣”,他在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等诸多医学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就,并将其丰富的道家哲学思想运用到医学中。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的《辞海·医药卫生分册》“医学人物”中,收入了上自传说中的岐伯、黄帝,下至1975年去世的中医研究院副院长蒲辅周,时间跨度长达5000余年的历代中医泰斗71人,山西仅有一人,即傅青主,其医著《傅氏女科》《傅氏男科》《青囊秘诀》《外经微言》《石室秘录》《大小诸症方论》《辩证录》等,至今流传于世,造福苍生,傅青主曾对亲友说:“吾书不如吾画,吾画不如吾医。”

傅青主最为擅长的是妇科,其中,他所著的《傅氏女科》在当代的中医妇科仍被奉为案头必备之书。据后世分析,这与他不幸的婚姻生活有关。傅青主与爱妻张静君情投意合、相敬如宾,本欲携子之手,与子偕老,怎奈天不遂愿,在傅青主二十六岁那年,张静君患病辞世,留下五岁的幼子傅眉。傅青主忠于爱情,从此与傅眉相依为命,誓不复娶,以至于十四年后,看到爱妻的刺绣《大士经》,傅青主仍痛不欲生,吟出”人生爱妻真“之句。他后来发奋习医,且精于妇科,应与张氏之死不无关系。傅氏女科的出现,使妇科首次作为单独学科跻身中医史,是中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傅青主自然成为中医妇科的开山鼻祖。

傅青主医德高尚,他四处云游,常与儿子傅眉共挽一车,卖药四方,妙方除病,众口交誉。他治病讲原则,可概括为:“一优先”“二不治”。所谓“一优先”,指优先穷人。即: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同等情况下,先照顾弱势群体,给这些人治好了病,还不收费。“二不治”,指为富不仁、口碑不佳的权贵,不治;歧视、欺压汉民的“胡人(暗讽清朝各级统治者),不治!即: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

票号创始者 傅拳掌门人

近现代,山西票号名闻天下,鲜为人知的是,傅青主居然是山西票号的缔造者。康熙二年,参加南明政权的顾炎武来太原寻访英雄豪杰,找到傅青主,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挚友,自此过从甚密。相传二人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创造了一种转运资金的独特方式,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山西票号的开始。

在《七剑下天山》一书中,梁羽生将傅青主写成武功卓绝的一代剑侠,这与真实历史中的傅青主完全对得上号。据《石膏山志》载,清顺治四年春,傅青主和儿子傅眉到山西灵石县天空寺演示打坐和五禽戏,传与寺内主持道成法师、寺内和尚以及当地名士吴成光。史家称傅青主为“性任侠”,他的遗作中有“剑术惜其疏”“盘根砺吾剑,金铁满山鸣”等诗句,梁羽生在《七剑下天山》中将傅青主列为一剑,可谓实至名归

傅青主创立了一种叫做“傅拳”的拳法,动作名称与太极拳相似,又别于太极拳。在1985年的中华武术挖掘整理中,蔡承烈献出了《傅拳谱》手抄本,1988年出版了《傅青主拳法》一书。《傅拳谱》的流传,是傅青主拳法代代相承的重要依据,其深厚的武学修为由此可见一斑。

据传,傅青主还与山西名酒竹叶青的改良有关,山西名小吃“太原头脑”也是由他发明的,傅青主留下丰厚精神遗产的同时,亦未忘为后人创造物质食粮。

傅青主逝世后,“四方来会送数千人”,与其情趣相投的人,受其点拨教导的人,被他救治痊愈的人,闻先生作古,纷纷前来为这位遭际坎坷、身世非凡的道士送行,赞其高洁品行,颂其无量功德,此情此景,是对傅青主一生最好的盖棺之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