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史学的成立者,政治和讲课同样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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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1895.12.7-1965.10.9),中国着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阳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生平简介
蒋廷黻(1895.12.7-1965.10.9),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楮塘铺一个中等农家。
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3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他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对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美国着名汉学家费正清正是师从于他。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他和胡适一起创办《独立评论》,品评时政,并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曾三次召见蒋廷黻;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从政的浪潮中,1935年12月,蒋廷黻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党政府,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大学;后在国民政府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10月9日卒于纽约。
蒋廷黻是南开历史系的创建者,他主持开设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来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欧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蒋廷黻知识渊博,长于演说,讲课很受欢迎。
他在南开主持历史教学长达6年之久,不仅把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带到南开,且吸收欧美最新研究资料和成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构建了南开西方史学的课程体系,在当时的大学历史系发挥了先导示范的作用。针对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蒋廷黻特别强调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的重要。他亲自带领学生深入南开大学附近的八里台村调查村史,了解河北逃荒农民在城市郊区聚成村落的变迁轨迹,组织工厂调查团到天津裕源纺纱厂系统调查工人情况,对调查结果用科学方法进行排比,撰写调查报告。
蒋廷黻在南开历史系最早开始了中国近代外交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并率先在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教学研究的先驱者。
人物评价
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蒋廷黻目睹国家多难,痛心疾首。1932年,蒋廷黻与胡适、丁文江等当时知名学者,创办《独立周刊》,讨论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责任。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蒋廷黻告诫当时青年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作为历史学家,蒋廷黻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治史颇有建树。在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期,蒋廷黻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他治中国近代史,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富强国家。台湾学者李敖由此评价说,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原文章出自《人物》杂志
蒋廷黻(1895年诞生于邵阳县一个半农半商的殷实之家。1906年,11岁的蒋廷黻便进入湖南湘潭的
长老会学校,在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他只身留美,先后在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修习历史,师从当时著名的
海斯教授。1923年博士毕业后回国,先是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1929年,转赴清华
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学者生涯。「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他和胡适一起创办《独立
评论》,品评时政,并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曾三次召见蒋廷黻。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从政」的浪潮中,蒋廷黻弃学从政
,在国民政府中除前期担任了一段为时甚短的政务院处长职务以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中国第一任常
驻联合国代表,直到1965年在台湾「驻美大使」的位置上退休。在当年和他一起应蒋介石之邀从政的学者中,他算是唯一
「有始有终」的一位。1965年10月9日,蒋廷黻病逝于纽约。
长期以来,蒋廷黻一直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当胡适的传记已有十数本之多时,迄今大陆也没有出过一本蒋廷黻的传
记。但蒋廷黻实在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人。
在蒋廷黻晚年的时候,有一次他清华时的同事、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李济,借赴美参加学术会议之
机到蒋的寓所叙旧。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
没有回答,而是反问李济:「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不管怎么说,这个哑谜倒确实是
蒋廷黻一生事功与心态的绝佳写照。他大半生从政,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张骞般能传诸后世的政治功绩,而不经意间写
下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但从心底说,他所景羨的还是学者的生涯以及作为学者的创造,在他
的心目中,「立德」、「立言」永远要高过「立功」。据清华时的同事、且为《独立评论》同仁的陈之迈所撰《蒋廷黻的志事
与生平》一文记载,蒋廷黻在晚年曾对陈之迈说:「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
改造清华历史系
1928年8月,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改为国立大学,曾为五四运动健将的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
长。罗家伦到清华后就着手对清华的校务进行整顿改革,他悬的甚高,将自己曾经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作为清华努力的目标。
其时的清华尽管在1925年成立了国学院,并延聘四大导师,名扬学界,但无论是课程、师资,还是科研方向,清
华的历史系都尚处于草创时期,力量并不雄厚。在国外曾将历史作为主攻方向达10年之久的罗家伦对此自是心有不甘,他要
将清华打造成一个既有自身特色,又能与北大、燕京、辅仁一较高下的史学重镇。但谁能挑此大梁呢?罗家伦正在踌躇之际,
与他在清华合开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郭廷以向他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时任南开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罗家伦在美国留学时
即已与蒋相识,他和郭廷以在课堂上使用的参考书中就有蒋廷黻编的《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对蒋的学识和才干,他是了解
的,当下一拍即合,立即写信邀请蒋廷黻到清华任教。但蒋廷黻并不愿离开南开,情急之下,罗家伦不惜得罪自己在北大时的
老师朱希祖,亲赴南开,他的诚意终于打动了蒋廷黻。1929年8月,蒋廷黻就任清华历史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之职。
蒋廷黻到清华后很快就发现,清华历史系的教授或者说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的治学方法存在着问题。在他看来,史学研
究重在考察一个时代与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相关的诸多方面——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心理,考察一个时代与相接的
另一个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与变异性,以及若干时代的整体发展趋势。史家的最后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但我们已往的史家
「以治某书开始,也以治某书为终」,为疏证而疏证,全然忘却了「求了解文化演变」这一根本的目标。
因此,蒋廷黻认为首先要对清华历史系的师资做一次大的调整,他不声不响的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
并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
在师资的培养问题上,除了引进一些新教授,蒋廷黻还从清华的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进研究院,如果成绩好,就设法
送他到国外去深造。按照蒋的设想,一名优秀的教员,必须具备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开阔的视野,
因为「中国已经深入国际生活中,闭关自守的时期早已过去」。特别是在国难日重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的外交史尤应
加强。不仅要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本国的历史,而且要了解环伺的强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因此,一遇到合适的学生,
他就鼓励他们做相关的研究,为他们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从发生于1933年的「朱延丰出国案」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蒋廷黻的良苦用心。
这年的11月,清华历史系在讨论该年资送优秀毕业研究生出国时,朱延丰和邵循正两位毕业研究生的课程成绩和论
文均为优秀,皆符合资送出国的条件,但是历史系最终只推荐邵循正一人出国留洋。这个决定让朱延丰非常不满,随即他先后
向蒋廷黻、清华评议会及校长梅贻琦申诉,最后甚至上书教育部乃至求助律师,准备诉诸公堂,从而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朱延丰
出国案。
尽管此案最后由朱延丰的导师陈寅恪出面解释了整个事件的原委,而终告平息。但此案所反映出来的资送研究生出国
深造的标准却不折不扣地折射出蒋廷黻改造清华历史系的基本思路。
朱延丰是清华升为国立大学后的第一级毕业生,曾担任历史系助教一年,后经过陈寅恪的严格考查而被录取为研究生
。1933年3月,朱延丰的毕业初试时,其学术能力也得到了朱自清与陈寅恪两位先生的一致认可。作为清华历史系最重量
级的教授,又是朱延丰的导师,陈寅恪是有一定发言权的,甚至有相当的决定权。但是,据陈寅恪在1934年1月8日给梅
贻琦校长的信中透露:当日教授会议在研究该派谁出国时,恰恰是陈寅恪首先表态,认为只宜派邵循正一人。而且,这一主张
得到与会各位教授的全体赞同,无一异议。
到底邵循正比朱延丰强在哪里?原来朱延丰一直在历史系读书、工作,并不具备良好的多学科背景。邵循正则不同,
他本科是清华政治系,主攻的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转入历史系研究部后,成绩又非常突出。朱延丰跟随陈寅恪先生,主攻突
厥研究,而邵循正的硕士论文则是做中法越南问题研究,完全是中外关系领域,更符合蒋廷黻对历史系的总体设计思路。同时
,资送法国留学,邵比朱更具备语言优势。明乎此,选择邵循正而不是朱延丰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过蒋廷黻的努力,清华历史系不仅储备了一批优秀人才,而且结合中国时代的特色,为清华历史系确定了新的教研
方向,使得这个时期的清华历史系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相比,既独树一帜又实力超群。
当陈之迈1934年从美国返回清华时,他看到这个新的历史系也不由得感叹道:「气派完全不同了。廷黻主持清华
历史系的计画是使中国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专门学者教授和研究,而外国史方面则特别注重中国两个邻邦———俄国与日本。
这是他远大的理想,而竟能在几年中实现了大部分,这是令人十分敬佩的。这个历史系的阵营堪称当时海内第一,我想是没有
多少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