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贴入妙西方社会风险在文化上的变现,高卢雄鸡是西方社会变化的晴雨表

《中国社会科学报》:革命通常是即兴的,伦理则是经过一定时间积累生成的东西。您的《从革命到伦理》是一本很受欢迎的书,革命和伦理是什么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学校教授什么课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正值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欧美学界纷纷举办各种论坛、研讨会以及展览等以资纪念,可以说,1968年或者说20世纪60年代已成为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个符号。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什么会突然爆发?

布尔格:1968年的学生抗议运动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在二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就读。这些年轻人注意到当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美国面临困境,也注意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贫困和社会不公平问题。同时,越南战争、古巴革命等历史事件对这些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不以美国为中心的多极世界。

有人可能会将“从革命到伦理”的转变看成一种断裂,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它的主流。我的结论是:60年代和我们当下的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我突出强调20世纪70年代如何将1968年的革命价值观转化为其他非革命性的语汇,而这些语汇仍然深刻影响着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生活。我目前正在思考的是环境意识以及当下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关于性别平等和公正问题的对话。而法国知识分子则在更广泛的视域下反思。

布尔格:我一直在教授欧洲思想史,现在比较关注恐怖主义问题,主要研究恐怖主义的来源及其变迁。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关于1968年讨论的话语权基本被那些曾经参与过当年运动的人所控制。记忆、阐释甚至对事件的怀旧是他们讨论的主要内容。然而,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新一代学者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没有对当年运动的记忆,但是他们也意识到1968年或者说20世纪60年代是如何深刻影响了世界,并且思考该如何继续与1968年的”遗产”同行。

姓名:冯黛梅 工作单位:

50余年前,法国巴黎爆发“五月风暴”,一场最初开始于校园的反战抗议,发展成工人总罢工和持续一个月之久的抗议活动,戴高乐虽然控制了局势,暂时渡过危机,但是,一年后还是被迫辞职。50年后,法国爆发了“黄马甲”运动,首日即有28万多人参与。虽然抗议活动在持续两个多月后有所减弱,但是到目前依然没有停止,而且在比利时、荷兰等国也爆发了类似抗议。50余年前这场运动产生的“1968年”效应,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今天发生的“黄马甲”运动,无疑唤起人们对法国“革命”传统的记忆。这场运动将如何发展,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历史转折点?本报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美国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朱利安·博格,他从历史到现实,从法国到美国,向我们分享了其对法国“革命”传统的理解以及当下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

布尔格:文化的起源是个复杂的问题。有人认为,欧洲文化是独立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创造了欧洲文化。但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事实。历史学者发现,欧洲国家和其他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文化互动。事实上,欧洲文化一直都在和非洲、中东、中亚及东亚等地区的文化进行相互交流。

博格:1968年是世界充满动荡的一年。它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动荡时代——我们称之为“六十年代”的标志。这些变化包括社会和文化的转变,特别表现在年轻一代对权威的挑战。在西方,大量的战后“婴儿潮”一代被政治激进主义所吸引,表达对越南战争的抗议以及对新中产阶级困境的不满。60年代涌现出不同的运动,它们将政治带入校园,使得大学校园中的讨论更加多面、视角更加多元。他们讨论知识是什么,知识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样的知识才有价值,等等,那是一个伟大的批评主义时期。这样的讨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当然,这些讨论也可能被自由派和保守派政治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波士顿11月1日电)

从思想层面来说,1968年运动表现出多种思潮:老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如赫伯特·马尔库塞,以及“南方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的思想都提供了启示。大学里的年轻人提出各种难以回答的问题:西方思想与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及全球不平等的关系等;西方人文主义遭到了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西方的文化起源?

他们总爱强调60年代的自我、反民族主义以及不时出现的暴力行为。如果1968年表达的是某种“革命”,那么这些则是“反革命”的声音。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主要政治分歧问题——移民、国民健康保障、宗教、环境、性别、枪支等,都源自那个时期。类似的“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在欧洲及世界各地随处可见。许多占据世界头条的话题似乎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恐怖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宗教政治学、性别关系重构、环境灾难,等等。虽然那个年代早已结束,但它留下的“遗产”依然非常活跃,深刻影响着当下。西方几代人都受到“1968思潮”的启发,那个时刻改变了之后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男性与女性如何相处、人们与知识以及制度的关系等。西方在过去50年中对不同身份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容忍也取得了进步(即使近年来这种社会宽容已经面临危机)。

布尔格:当前,对于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这一问题,我所在的波士顿学院就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人认为,我们需要重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纳等人的经典著作,重新建立与西方文化传统的联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需要了解自身的传统文化,还需要了解包括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其他地区的文化。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后所产生的思想碰撞的继续。

博格:“遗产”一词在英文里是个很有意思的词汇。它来自于拉丁文legare,意思既有“遗赠”,也有“捆绑”“连接”。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我们都与1968年相连接。具体来说,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解放运动和言行是积极的,但批评家们认为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以及反文化运动是有害的。保守主义者对抛弃宗教和传统男女关系提出质疑。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们经常会谈论1968年的“遗产”,具体包括什么?

布尔格:研究恐怖主义有多种路径。当前,学界主要侧重于从政治、宗教以及安全的角度研究恐怖主义。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希望从更长远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如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内涵的演变,这是相关研究的重点。

1968年的“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有什么新的研究发现?

朱利安·博格(Julian
Bourg),历史学家,美国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攻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史等,尤其对米歇尔·福柯的思想、伦理与美学以及20世纪法国思想史有深入研究。他的第一本专著《从革命到伦理:1968年5月和当代法国思想》(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 May 1968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曾荣获2008年美国历史学会授予的莫里斯·D. 福克奇奖(The Morris
D. Forkosch
Prize),并于2017年再版发行。博格是《现代思想史》编辑委员会成员,曾获得华盛顿大学圣刘易斯分校跨学科研究的梅隆博士后奖学金、富布赖特奖学金以及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奖学金。

不同文化之间需展开对话交流

博格:这本书的基本论点是,虽然1968年5月至6月的法国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受到革命范式的影响,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范式:伦理学。我们都知道,革命意味着突然的彻底改变,但伦理是什么?我认为它意味着60年代后的世界实现了人性解放的多元层面,包括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国家、人类和整个环境的关系。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层面上,人们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追求快乐和成就感。

充分了解其他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现象,在文化层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新的变化?

布尔格:我持中间立场。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接受来自不同方面的知识。二战期间,许多欧洲学者来到美国,推动了美国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善于了解其他文化的社会,才是有希望的社会。

1968年,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学生抗议运动浪潮,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日,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从革命到伦理》一书的作者、美国波士顿学院欧洲思想史副教授朱利安·布尔格(Julian
Bourg)进行了采访。

第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理念具有普遍适用性,其他非西方国家应该接受西方的政治价值观。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并不具有高于其他地区文化的道德优越性,世界各地都有权利坚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因此不同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不同文化之间需要进行对话交流,并通过不断地互动与类比,促进文化的繁荣。关于西方自由理念适用范围的争论,是西方社会危机在文化上的表现,也是广受西方学界关注的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理解当年的学生抗议运动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布尔格:西方社会当下正处于危机中,社会中的“极化”现象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能够凝聚社会共识的价值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持什么立场观点?

探讨恐怖主义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1968年西方社会掀起的学生抗议运动浪潮?

驻波士顿记者 冯黛梅